核心提示：马步芳虽说愚昧残暴，但电台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便下令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曹晋杰。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37年3月上旬，马步芳接到蒋介石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令马步芳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一是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骑兵一个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这两个电报译成密码后，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中。熊维邦没有看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便自己回家逍遥去了。
西路军纪念碑
曾庆良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内容大吃一惊，这电报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他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个样子，而后又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办公桌上，便下班了。
4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同时想起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4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张之俊询问熊维邦，熊维邦马上回机房查找，见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就心急火燎地找来曾庆良：“这封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熊主任，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轻松地解释着，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哎呀!你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吓得脸色煞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很歉疚的样子。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熊维邦一摆手，就急急忙忙找张之俊解释去了。张之俊一听，气得说：“看你闯下的这个祸!”
“老兄，你的屁胆大呀!”坐在一旁的赵焕耀也直骂熊维邦。这时，译电主任朱长玉也来了，他没吭气。熊维邦自知理亏，忍气吞声地问：“老师，赵兄，你们说怎么办？”
张之俊曾教过熊维邦收发报技术，且为人宽厚，不再说什么，只是急得在房内来回踱步。赵焕耀和熊维邦是同学，两人平时交情不错，也不再说什么。
“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张之俊说。赵焕耀立即附合说：“肯定是这样!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电报稿虽说是密码，可都是在明码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编成的，稍有收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熊维邦没接话茬，但他心里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过了一会，他问张之俊：“老师，你说怎么办哩?”
“咋办?这事要让马主席(马步芳)知道真情，麻烦就大了。曾庆良活不成不说，咱们几个也得倒霉。这样吧，长玉，你去向马主席汇报，就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大，电报没发出去，反正刘呈德已在玉门青山头阻击了红军西路军，马主席也好向老头子(蒋介石)交差了。”
“只好如此了。”朱长玉似乎有些为难，但还是去了。
熊维邦和张之俊、赵焕耀提心吊胆地在电台等着。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曾庆良扣压电报，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了一劫。
马步芳的军用电台里怎么会有红军西路军的报务员呢？这就要从头说起。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此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奉命带着电台，随9军军长孙玉清行动。不久，马家军的搜山骑兵发现了他们，刘俊英等6名电台工作人员被俘了。
此前，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他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马步芳原来也是冯玉祥的部下，其军中很多人知道刘景炎这个人。西路军余部撤进祁连山后，散失被俘者甚多，刘景炎被敌马忠义部俘虏。骑5师师长马步青闻讯，立即让人把他押到武威，加以优待，为自己的电台服务。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刘景炎在武威用马步青的电台与他电报往来，一“听”如故。
当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电台的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来一封电报，说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给予营救。张之俊拿着电报与熊维邦商议，觉得电台中真正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如能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找到有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再说，保护这些人不被杀掉，也算积些阴德。于是，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个呈签(报告)，称：“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
马步芳虽说愚昧残暴，但电台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便下令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被俘的刘俊英等人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这才有了后来曾庆良扣压马步芳下令追击李先念部电报之事的发生。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以备抗日。曾庆良等6人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之内。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了“临时感化总队”受训感化。一个多月后，他们又被押往西安。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在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曾庆良等人顺利逃跑，最终回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