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的时候，不是谈以前烧伤的事情。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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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周岩
周岩，合肥“毁容案”少女。2011年9月，因为情感问题，16岁的周岩被同学陶汝坤当头浇下打火机油后点燃，烧伤面积超过30%，一只耳朵烧没了。
2012年5月10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陶汝坤十二年零一个月有期徒刑。陶汝坤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花季少女被官二代同学毁容”，是当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6年2月28日，周岩在广化寺。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3月22日下午4时许，合肥“少女毁容案”民事赔偿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陶家赔偿周岩180余万元。
去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陶家赔偿172万元，双方均提起上诉。
这起官司历时5年。“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的时候，不是谈以前烧伤的事情。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她和记者说。
“宣判后，我晕倒了”
剥洋葱：宣判时是什么情况？
周岩： 当天下午4点40分宣判，法官把判决书读了一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原告这边是我和律师，被告席上一个人都没有，陶家人和他们的律师都没去。
新京报：历时5年，等到宣判结果，你当时什么心情？
周岩：我的诉求是赔偿400多万，最后只判了180万，和上次比就多了不到10万，我挺失望的。
出来后，我想着以后的治疗费用，情绪波动比较大，就晕倒了。被120拖去急救。当时爸妈也手忙脚乱的，判决书都搞丢了。
▲周岩现状。
新京报：你不能接受180万的赔偿？
周岩：法院那边的诉讼费等等就有将近10万，我到手只有170万左右。如果对于没有出事的我，170万真的是天文数字。
我之前和你们说过了，我一只耳朵的手术费都得几十万，全身上下手术做下来，170万是肯定不够的。
判决书里说我2014年就出院了，实际上并不是。虽然这是终审判决，律师也说，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我们还是想申诉。
新京报：距离宣判已经几天了，陶家跟你们联系了吗？
周岩：没有。我们甚至对10天内拿到赔偿都不抱希望。只希望法院的强制执行能快一些。
“我不想再接受捐款了，我希望自食其力”
新京报：现在仍有很多人想向你捐款。
周岩：我想通过你们向社会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是我不想再接受捐款了，我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我未来还想创业，开网店。我先用赔偿款治疗，未来的治疗费，不够的我自己挣。
新京报：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恢复？
周岩：就不说手不够灵活这些了。我举个例子，我这次回合肥进了两次医院。第一次是晕倒。第二次被一根鱼刺卡了喉咙，很深，打了麻药才取出来。
卡喉咙是因为，我的嘴巴曾经被烧伤，神经不是很敏感，鱼刺在嘴巴前面时没感觉到。
新京报：没有获得赔偿之前，你靠什么治疗？
周岩：2012年，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一家北京的整形医院承诺为我免费治疗，我接受了几次手术。
2014年7月后，医院就把后续的手术停了。从烧伤到现在，我的疤痕贴和药膏不能停，一天都要几百块，这些就主要是靠捐款和爸爸的工资了。
我从去年开始做微商，能够补贴一些治疗费，不过利润不高。上次你们报道之后，生意好一些了，可是又碰上宣判，我没有时间去打理，都耽搁了。
▲周岩手机的屏保是她出事前的照片。新京报记者郭铁流 摄
新京报：有治疗计划吗？
周岩：这个还要咨询医生。我快两年没有做手术了，之前咨询专家，我的疤痕经常溃脓，不治疗可能会得皮肤癌。
手也要做手术，不然骨头定型了，就再也治不好了。我们听说有个医生医术很好，也想去咨询一下。
“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时，不是谈烧伤的事情”
新京报：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周岩：我其实特别想读大学，以前的同学都上大学了，我其实挺羡慕的。我上次回学校咨询，学校说我的学籍早就取消了。
有关心我的人建议我出国读书。我也想，可是我现在没有钱。不过我想自己挣钱。
新京报：这是你第二次提到想自己挣钱。
周岩：希望我以后再上新闻的时候，不是谈以前烧伤的事情。
人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以后新闻中的我，是考上了大学的周岩，是创业成功的周岩。
▲在母亲的帮助下洗头后，周岩梳理头发。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新京报：你想真正融入社会？
周岩：我之前说，我像一个闯入了人类世界的怪物，路上别人用厌恶的眼神看我，我去找工作碰壁。
可是最后，我还是会进入社会啊，我不会躲在房间里一辈子。我只能主动适应社会。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看自己的外表？
周岩：谁不爱美呢？比如我接了头发，出门也会化淡妆。我虽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但是仍然会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比如发照片，我会选一些漂亮的角度。
独家对话陶汝坤“狱友”
2012年5月10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陶汝坤有期徒刑十二年一个月。随后，陶汝坤进入安徽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下称“少管所”）服刑。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了一位陶汝坤服刑期间的室友，听他讲述他眼里的陶汝坤。
新京报：你认识他是在什么时候？
黄守仁（化名）：2012年6月3日，他来到了少管所。我们是室友，同一个寝室会有一、二十个人。按规矩，新来的每个人，我们都会问他是因为什么案子。在少管所里，我们几乎不能获得外界的新闻。
案情是通过讨论知道的。我们的罪名其实差不多，他是因为故意伤害未遂，我也是因为和人打架。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他比我大几个月。
新京报：他在少管所的状态怎样？
黄守仁：在同龄人中，陶汝坤块头很大，身体很胖，所以他会经常欺负个子小的人。他没有朋友，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跟我们沟通比较困难。有的人甚至躲着他，不和他说话，怕他会突然打人。
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非常极端地朝别人发火。在少管所，他算是一个小霸王的角色。
新京报：陶汝坤每天做些什么？
黄守仁：他也是每天按要求起床、休息。少管所里，有非常累的工作，也有很轻松的工作。像我们每天都要劳动以及训练，但他在乐器队，不用做这些活。
新京报：他平时和你们聊天吗？
黄守仁：那时候，他一般不主动和我们拉家常。我们主动和他聊，他才说一些。
新京报：他是如何提起周岩的？
黄守仁：他几乎不提周岩的事情，我挺好奇这个新闻的。一年后，我就被释放了，回家的当天，我就上网查了周岩和他的新闻，那个时候，事件的热度还没有过去。去年开始，我每天都看新闻，前几天刷到了周岩的报道。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实习生 王昱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