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
冬至节为什么是二十四节气之首
济 楚
《五经》里的冬至
冬至节，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隆重盛大的节日，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下来的，可谓二十四节气之首，所以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体系《五经》里几乎都提到了“冬至”日，这在中国节日传统里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尚书•尧典》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里的“日短星昴”便是从太阳和星象两方面来观测确定冬至日，“日短”是指观测到冬至这一天，由于太阳直射南半球的南回归线，处在北半球的中国大地这一天是全年中白昼最短的。
《左传•僖公五年》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这里的“日南至”，也是说太阳到了一年中极南的位置，恰是冬至最典型的天文学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记载东周时期的冬至是“正月”，这是什么缘故呢？按现代公元纪年，冬至日往往在每年公历12月22日前后，是阴历（夏历）的11月，而周正是斗建子，以夏历11月为岁首，所以冬至在周朝正当“正月”。
《周易•复》卦的《象传》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里的“至日”在文献中本来既可以指夏至，也可以指冬至，但考虑到复卦的卦象是一阳在五阴之下，以及《彖传》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体现的是阴极而一阳生，所以历来都以“复”卦当“冬至”日。
《诗经•豳风•七月》“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也体现了周历以冬至前一日为岁终，冬至标志着下一年的开始，所以后代将天文意义上“冬至”上升为节日，跟周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蔡云《吴歈》云：“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趁清晨。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所谓“冬肥年瘦”是说吴地重视冬至节超过了过年，这是因袭周朝（姬姓）建子历的缘故呀！
五经里都有冬至的记载，一方面是因为天文学上“两分两至”有比较确定的观测结果，容易被观测到；另一方面则因“冬至”日被寓含了比春分、秋分、夏至更丰富的文化含义。俗话说天道循环，无往不复，阴气盛到极致，阳气便应之而生，白昼短到极致，便也是白昼开始延长的希望。
“宫里”的冬至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晋魏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意思是说魏晋的宫廷中，宫女们以女工的红线丈量日影，到冬至日后，白昼一天一天变长，所以女红也能逐日“长一线”。《明皇杂录》记载说：“唐宫中以女功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故杜诗‘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可见魏晋宫中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唐朝。这两句诗引自杜甫写于冬至前一日的《小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冬至一阳初生，代表春又要来了，“刺绣五纹添弱线”呼应唐朝宫中习俗，而“吹葭六琯动浮灰”则点出了古人以“吹灰候气”候测节气包括冬至的方法。据《汉书》记载，以芦苇茎中的薄膜制成灰置于律管，当节候更易，节气至，则有相应的管灰飞动，冲开律管，比如当冬至之律，正是黄钟之管（琯）灰飞管通。后来朱淑真的《冬至》诗言：“黄钟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八神表日占和岁，六管飞葭动细灰”，则直接化用杜诗，并提到冬至所应之律为黄钟之琯。
魏晋时期流行冬至日“献履贡袜”习俗。三国时曹植《冬至献履袜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意思是说每逢冬至，照例是要献上鞋袜，寓意“迎福践长”，这里的“长”，是指阳气一日盛于一日，被视作君主的吉兆。《汉书》很早就说过“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君道属阳，阳气渐长，故而值得群下致贺。曹植在表中有“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之语，“亚岁”是说冬至的庆贺仪节几乎等同于元日（过年），“履长”正是呼应献贡鞋袜，迎祥纳庆则在说这是个吉祥的日子。“亚岁”“履长”这两个词在后来的诗文中也常常被用来代指“冬至”。
隆重的“冬至节”
正是因为“冬至”日寓意着迎祥纳庆的吉祥意思，所以很早便成了一个隆重的节日。它有多隆重呢？魏晋时期，每逢冬至，皇帝受各国使节和百官朝贺，其意义仅仅次于元旦之节。北宋在冬至节举行每三年一次的“郊祀”时，朝廷便要大加恩赦，并对所有文武官员和军士大发郊祭赏赐，耗资巨大，以至于给国家财政都带来巨大的负担。清朝时冬至节也为国家大典，当天举行南郊大祀，次日百官要向皇帝进表朝贺。
中国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少不了祭祀，冬至自然也不例外。《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是说为了迎接冬至日，这一天要举行郊祭，郊祭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祀礼仪之一。《史记·封禅书》记载：“冬至日，礼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至迟到汉武帝时，已在冬至日这一天于南郊祭天。汉代老百姓要先用羊羔、黍饭祭天(玄冥)祭祖（祖祢），然后要摆酒置宴，一家欢会，同时还要像今天的拜年习俗一样互相谒贺尊老。《通典》里记载了唐朝睿宗冬至祀圜丘的历史。宋代于冬至日南郊圜丘祭祀昊天大帝，并以太祖皇帝配祭已成惯例。古代的皇帝也只有在祭天时才会称“臣”，清代延续了这样的冬至郊祭之礼，皇帝举行郊祭时，祭天表文上署衔为“总理山河臣某”，可谓十分罕见的“皇帝称臣”仪式。
“京师”与“吴地”都很重视冬至
除了朝廷的祭天郊祀、大朝会庆贺十分隆重外，民间逢冬至节日亦喜庆欢闹非常。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冬至节是这样的：“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南宋周密的笔记小说《武林旧事》中这样记载南宋的冬至习俗：“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
综合上面两书的记载，可见两宋时期，京师都非常注重冬至节。朝廷庆贺仪节，一如庆贺元旦，而老百姓无论贫富则都在冬至日换上新衣，备办节日饮食并祭祖。街市上豪华车马穿梭，锣鼓喧天，各处的岳祠城隍都举行热闹的庙会。三日之内商店罢市，尽情欢饮，官方也在节日这几天不再禁止赌博，让老百姓尽情欢会，亲戚们庆贺往来，跟过年拜年习俗无二。
到了清朝，民间尤其是吴地仍然非常重视冬至节。顾禄的《清嘉录》按时令顺序记载了苏州地区一年的全部节日，他说“郡人（苏州）最重冬至节”，苏州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便是冬至节，到了这一天要准备“冬至盘”互相馈送：“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要喝“冬至节酒”：“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家家要祭祖：“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要吃糯米做的“冬至团”：“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等为馅。为祀先祭灶之品，并以馈贻，名曰冬至团”；并说“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
周遵道《豹隐纪谈》也说“吴门风俗，多重至节，谓曰‘肥冬瘦年’。”“肥冬”就是极端重视冬至的意思。民间的冬至节即是这样一个盛大热闹的欢会节日，怪道诗人们写起冬日，总是一股浓浓的思乡愁绪散不开，最著名的便是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诗：“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杜甫的《冬至》诗也说：“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便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缘故了！
值得一提的是，吴地重视冬至节，至今仍有“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的谚语。而北方冬至节则主要吃饺子，相传是医圣张仲景发明的耳朵形状防冻食品，俗谚云“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便是留传至今的冬至食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