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河北疫情告急，石家庄、邢台双线战疫。截至1月8日15时，河北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29例，成为中国大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省份，河北省更成为守住首都“护城河”不容有失的一道屏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已经率队赴河北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以来，从“武汉阻击战”到各地陆续散发的局部疫情，无论是早期本土病例又或是后期的输入型病例，无论是吉林、黑龙江等东北片区，还是北京新发地/顺义、上海浦东、山东青岛等大城市，又或者是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边疆重镇，大部分地区的疫源地是城市，或者疫情扩散地是城市。相较于作为疫情重灾区的美国、印度等国，中国有下探到农村村委会、城市居委会的网格化管理，在公共场合对戴口罩、测体温、查健康码有更严格管理，按理来说，只要守住国门关，且防止出院患者复阳，本土病例不至于陡增。
有基于此，各界人士一度判断，农村的人口密度、流动性均低于城市，病毒在农村的传染难度也小于城市——河北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打破了这一预期。农村地区曾经靠大喇叭、红袖标、标语墙实现高性价比的“中国式战疫”，很显然在华北平原被新冠病毒撕开一条口子。截至1月8日，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查实，石家庄、邢台市的全民核酸检测尚未完成，河北的疫情高峰期尚未过去，给全国农村疫情防控形势敲响了以下几声警钟——
一是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率过低。国家卫健委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4.81%，农村居民水平仅为15.67%，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且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居民、老年人群等的健康素养水平仍相对较低。本轮河北农村的“超级传播者”就是兼具上述特征的“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老人”。较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新冠肺炎的感染症状更复杂，给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居民执行新冠肺炎诊疗规范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当地政府通报的流行病学调查信息，多个确诊病例在无法判断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下，选择“自行服药”“诊所就医”，这不仅耽误本人的治疗进程，而且加大交叉感染的风险。
二是难以实施城市地区的防疫措施。乡土（半）熟人社会不同于都市陌生人社会，适用于不同的公共礼仪。农村聚集性活动往往在家族/宗族内部发起，多达上百人，传播病毒的风险大。在赶集市、红白事、年度祭祀等活动上，戴口罩往往意味着不方便、不亲近、不虔诚。受今年冬季低温影响，北方地区聚集性活动从户外广场、敞口礼堂转到不通风、烧暖气的室内，更是成为新冠病毒滋生的温床。同时，农村摆酒席更讲究人气，不具备城市分餐制、公勺公筷的土壤。
三是基层“健康把关人”失守。从非典（SARS）疫情到新冠疫情，“强基层”足足喊了17年，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发热门诊”名不副实，院内感染控制能力差，临床诊断规范性差，不具备病毒检测能力。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依托农村三级防疫网、“赤脚医生”模式，成功消灭天花，控制霍乱，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0多岁，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认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先是在“撤乡并村”中被撤销、被下岗、被民营化，后又被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而限制自主运营权，机构老化、人才流失、体制僵化，一些机构只能靠“大输液”“大处方”维持生计，无法承担“健康把关人”职责。
河北疫情折射出中国9亿农民、占国土面积94%的农村地区，面临着比城市更为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当前，光靠“错峰返乡”“减少聚集”的政策宣贯，或者光靠村干部“联保制”、党政问责制，只能治标，无法治本。我们需要立足于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方式、科学素养水平，分区、分级、分步精准施策，真正让乡亲们听得懂、学得会，帮助乡亲们自愿防疫、自主防疫。我们需要走出“重医轻防”“重大轻小”“重物轻人”的基层医改误区，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医防融合”“上下衔接”“软硬件兼顾”，不要让农村地区成为新冠病毒的窝点，最终酿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恶果。是时候行动了。
（作者为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